郑重承诺鞠躬践行

徐菁

1947年高秉涵的父亲在战乱中去世了。“在那样战乱的情形下妈妈希望我能活命，就让我逃小时候的高秉涵
。那时候我还小，妈妈的话就是真理啊。”于是，当时就读于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的高秉涵就和同学一起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他就读的学校解散，小小年纪的他便跟着国民党的一支军队，汇入了生死大逃亡的队伍。
13岁孩子在战乱年代只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谓九死一生：在瓜洲，一场急性肾炎让高秉涵和死神擦肩而过；在安徽，他亲眼目睹了自己一度搭乘的军用卡车坠落谷底；在闽南，一位仁慈的奶奶在屠刀下挽救了他的性命……
逃亡途中一幕幕艰辛的场面不堪回首，“我腿上的这些伤疤就是在逃亡中留下的”，高秉涵一边说着一边挽起裤腿，露出了小腿上几个焦黑色的伤疤。据高秉涵介绍，那是在一次被解放军围追的途中被慌乱士兵滚烫的稀粥烫伤的，“当时是黑天，只顾了逃命没觉得疼。直到第二天才发现伤口早已血肉模糊，天气炎热，又没有药品和救助，伤口经常招引蚊蝇的叮咬，后来溃烂地都露出骨头来了。回想起来也是命大，竟然没死。就这么带着伤口一瘸一拐的继续逃亡，直到后来到台北当了火车站小贩有了收入才有条件去医院看病，当时大夫说如果再迟一点就要截肢了。太太后来还开玩笑说，早知道你腿上有这么多伤疤我就不嫁给你了，呵呵。”只有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人在回忆曾经的苦难时才能这样举重若轻。
初到台湾，虽然没有了战乱的惊恐，可对于一个年仅13岁举目无亲的孩子来说生存仍是无比艰辛的。“当时到处都是难民，谁帮得了谁呢？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车站；没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场找，最大的敌人就是狗，呵呵，有时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东西，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后来好心人介绍高秉涵当上了火车站的小贩，再后来他偶然的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恩师、校长李学光，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和世交的刘泽民夫妇一家人的资助和关怀下，高秉涵考上了夜校初中部。经过六年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他如愿地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法官。十年法官生涯之后他辞掉职务，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了台湾著名的律师。[1]
送骨灰：郑重承诺鞠躬践行
菏泽旅台同乡会成立于1995年，既是一个联谊乡情、关怀照顾乡亲的民间社团，也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反台独、促统一的群体，高秉涵就是它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则有求必应，自己的办公室便成了菏泽
高秉涵

老乡活动的场所、团聚的“家”。“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那种给予是无形的却又非常珍贵，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1987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上百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骨灰盒都重达十公斤，“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这样才安心，有时候在路上会在心里默默和他们说话。”多年来护送骨灰回乡经历中令高秉涵记忆最深刻的是1997年护送定陶县籍已故同乡的那一次：家在台北的高秉涵先乘飞机到花莲，转乘汽车至山区军人公墓，办理完领取骨灰手续时已是黄昏，且风雨骤起，暴雨冲毁了通往花莲道路上的桥梁，高秉涵只得抱着骨灰坛和守墓的老人在一个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地的救援机构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机前往营救。